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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生建筑VS城市生与死
  •   兰波

      今年5月份,王澍荣获“普利兹克”,这一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的大第一次给一位中国人,引起各方关注。“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师”再次走进大众视野。

      中国在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和建筑语言在,而王澍用一砖一瓦找回时间和历史的记忆,他的扎根历史背景的建筑表述给国际建筑带来新的思考。在王澍看来,正是因为时代走到了一个急速转换的“节点”上,在追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高速过程中,人们好像开始了有关生活的某种本真的部分。那么建筑与城市该如何共生?2012年威尼斯建筑展提出“共同点”这一概念,用以探讨建筑相关联的内容,和生活在建筑中的人该怎样互相对话,建筑开始关注人的内部生活而不仅仅只满足一个城市的观感。

      潮流、城市与建筑地标

      从前几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国际性展会,以及上海世博会各个国家馆的形态上,不难看出建筑发展的趋势——在“未来前瞻性背景下”的一种能够刺激公共感官的形式。

      这样的建筑实体犹如时尚语言一样,方言、俚语最终融入潮流、品位的都市表述中,而这样的都市又是如此欢迎积极的消费主义者和人群,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高级公共建筑,如果具有奢侈、豪华、大规模性质,或者带有一点浪漫的异国情调特质,把它当成这个所谓的现代化都市的地标,一定会带来大肆的喝彩。

      因此,超现实感的扎哈·哈迪德等以及动态、几何或拓扑学,或奢侈、豪华风格等“非常态”的建筑成为主流,因为他们的“建筑观”或多或少与这个加速的时代趣味是合拍的。

      一个努力要使自己现代化的城市是乐意将自己打扮成或追求的,因而这类城市迫切需要那些能够驾轻就熟就掌握城市风貌建筑的设计者,譬如中国的、上海、广州、深圳,还有其他迫切需要迎头赶上的城市。

      当建筑不再是建筑本身,而要承担特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功能时,在地标、潮流等附加条件下,建筑也就会显出其内在的悲哀。

      一个城市的死与生

      个性善良不如长相貌。天才诗人王尔德在19世纪洞察到这样的社会现象,并作出了趋势性的预言;在110年前,经济制度学派开山鼻祖凡勃伦以《有闲阶级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炫耀性消费”这种病体的过快盛行。凡勃伦认为如果不加以制约的话,某个链条断裂将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事实不幸被言中。

      我想,这是一种对“经典文明”的肆意反叛——不是作为建筑设计学范畴的突破和创新。

      作为人类支柱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以建筑师的身份设计房子:“我为格雷特尔建造的房子……是良好的方法的产物,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等等)的表达。但是这种原始的生活,这种挣扎着为了摆脱的野性的生活——是稀缺的。人们也可以说,它缺少。”他们的朋友卢斯是维也纳名气最大的建筑师之一。卢斯关于建筑要去除无用装饰的观点,则是维特根斯坦完全赞同的。

      维特根斯坦主要的学思想就是,希望人们明白,究竟什么是“”,为什么要为“”买单,如果一个东西缺少“”,是真的缺了某样东西吗?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是必须狠狠打击“”,才是目前捍卫(已经很稀缺)的唯一方式。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嫌我们今天建筑物体这些所谓的“”(其实就是一些奢华、浅薄的炫耀装饰而已)就是多余的部分。

      1961年,国女记者简·雅各布斯的《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问世,在建筑界掀起了一场大地震,她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制度、方法、原则及其强烈作用下的城市进行了质疑和考问。

      她推崇城市建筑的多样性和人性化。她要的并不多,无非是一个城市工作者晚上疲倦归家,在街角拐弯处有一盏昏黄的灯……

      维特根斯坦和雅各布斯的意义在于他们看到城市建筑背后的社会,在于将人文到城市规划和建筑中,使城市有了与人和谐相处的合理布局。而想想中国今天所追崇的建筑,是不是打着人文的旗号,在反人文主义之道上已经走了一段?!

      城市建筑的未来之

      所幸的是,除了这些彰显明显个人主义风格建筑盛行的同时,有一类“天下为公”的建筑人士表现出了他们的“责任感”,“生态建筑”作为一种新的设计风尚席卷整个世界,面对一个日渐变暖的地球,建筑师、开发商都开始重新考虑建筑物对于和的影响。

      这等于拽了一把高速运行的高速列,结果如何,有待于不远的将来检验。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一个关键。世界的建筑除了表现它们文化、生活风情之外,也告诉我们如何甄别与不,如何去消化、吸收。

      城市建筑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建筑都需要尽可能做到功用的多样性 ,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建筑的天性。

      维特根斯坦在建筑上的决绝,是一种学上的:简化和净化来自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之后的态度,他表明自己“不同情欧洲文明的主流,不理解它的目标,如果它有什么目标的话”。

      对上海来说,百年内会面临全球转暖而下沉的,我想中国的“生态建筑”应该更多思考这些,而不是建大楼。亚洲最高之后是世界最高——高不一定就能成为地标,因为高并不属于学范畴,只是功能和炫耀,说到底还是一种建筑思维,并没有回到人的内心和对历史记忆的追寻。

      回头看看世界对王澍的认可:“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说明在追求建筑过程中,也能兼顾传统,它将为我们城市现代化进程找到新的径。

      (作者系专栏作家、戏剧评论家)